人民中国崩溃的徵候
原载『中央公论』八一年四月号、林耀川译、『中央日报』八一年五月四～九日に全六回连载
管子名言
相传管子（管子是西历前七世纪左右的的宰相。以「管鲍之交」知名）曾经说过：治国之要谛有三：
一年之计，莫如树谷。
十年之计，莫如树木。
终身（百年）之计，莫如树人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其建国三十年，迄今已阅两年，然而，对其治国，到底能作何评价？我们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大陆形象，或许来没有这样混乱过。一方面，透过四人大审，暴露了几何可说是中世纪的中国大陆社会丑恶的侧面；一方面，在随著此次大审同时掀起的指导阶层的人事异动暗流状态下，却高喊著「经济大改革」，而使日本与中国大陆经济合作，被迫伫立於重大的转捩。
在这样的「负」的形象渐次张的反面，却出现了歌颂「绿色的中国」之美丽告字眼，古时候买卖丝绸等货越过沙漠往中东、欧州经商的商队之故事，说收视率仍最高。
陷於混乱中的，不仅是非我们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大陆形象。甚至可以说，连中国大陆人民本身，面对著自己该做些什么，对於未来能抱持怎样一个展望，也莫不陷入混乱之中。
要想混迷之中摆脱而出，还是只得基於事实来展开议论。我一九七九年春天到一九八○年秋天的一年半期间，得到了担任外务省的特别研究员，在香港的日本总领事馆事调查研究的机会。一九七九年的春天和秋天，先后两次访问了中国大陆，这对我来说，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的旅行。在香港所事的研究，以及初次访问中国大陆，这两项体验，彻彻底底的指点了我：以往我心目中的中国大陆形象，和现实的真相，有霄坏之别。
何以产生如此的差距？对於中国大陆的认识，以往我犯了何等之错误？关於这些，今后将一一加以检讨。
为何吃不饱？
本文将借用上述管子的那三句话，来尝试一番重新捕捉中国大陆的现实真相。
首先，看看「一年之计」──粮食问题，胡乔木（社会科学院院长）曾经批评了农业问题的严重，并指出：「一九七七年的全国每人平均粮食，只相当於一九五五年的水准。换句话说，粮食生产的成长，只相当於人口的增加和工业用粮食的成长而已」（『人民日报』一九七八年十月六日），而受注目。
胡乔木所暗示的是，一九七七年每人平均粮食为二百九十七公斤（以粮食生产二亿八千万公吨、人口九亿五千万人计算），但尚未回复到解放后所创最高记录一九五七年的二百九十八公斤（以粮食生产一亿九千万公吨，人口六亿四千万人计算）。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中，华国锋总理强调了「每人一年平均粮食，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准」。一九七八年的粮食生产量为三亿公吨余，人口为九亿六千万人，因此每人年平均为三百十七公斤。华国锋的报告，是在夸耀每人一年平均粮食已超过了三百公斤大关。其实此一报告，同时反倒证明了其过去二十年间民众的「食」生活几乎未获改善的重大事实。
此一报告中的「粮食」，除了米、小麦、杂粮、类之外，还包括了绝对量换算为二倍的黄豆、绝对量换算为五分之一的番薯类。而且，对於粮食生产量的细目，中国当局不知为何并没有发表（一九五○年代曾经有过，连细目也发表）。根 美国农业部的估计，一九七六年的情形，米 人占百分之五十弱、小麦百分之十六、杂粮类百分之二十五、番薯类百分之十弱（美国农业部报告，一九七八年五月）。上面所说的「米」，是指稻谷。如扣除种子用、工业用、输出用的稻谷，每人全年平均配给量，当为二百十公斤至二百三十公斤程度（脱谷后的重量）。粮食以及猪肉消费量好不容易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水准，但植物油、蛋、水产物等，尚未回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准（『中国社会科学』一九八○年第四期刘国光论文）。
食的忧
对於副食品的消费，中国大陆有人发表过这样的研究论文：如果就一九七六年的一人平均分量（日本为实际消费量，中国大陆是以生产量来除人口数的数字，所谓「●人占有量」），作日本和中国大陆之间比较，则肉为一八点六公斤对八点二公斤，牛●2504五四点五公斤对一点一公斤，水果五十五公斤对六公斤，鲜鱼等水产物六十八点六公斤对七公斤。在各先进国家，对於人体所必需的蛋白质，百分之五十以上是 动物性食品摄取的，但在中国大陆，动物性的●人占大约百分之二十，其余百分之八十自主食摄取（『光明日报』一九七九年九月七日，郭庆云论文）。
中国大陆人民的「食」生活的贫乏，可说极为明显。大致说来，中国大陆人民虽然勉强保了洛里，但距离「食」生活的高度化则尚 远。──坦白说，我在中国大陆旅行期间，最令我感到忧 的是吃饭。中国菜是我所爱吃的。只是在吃的时候，没法子不想到自己这一餐的费用，就等於工人几点的配给量。
「每人平均粮食」未见成长的原因，可分成两方面来研究。其一为粮食生产方面。一九五二年的粮食生产量为一亿六千万公吨，一九七九年为三亿三千万公吨，因此在这二十八年间，正好增为两倍多一点。不过，耕地面积在这段期间，依然停留在一亿公顷的水准，这主要是由於土地生产性提高所致。关於耕地的增减，如细加分析，便可明白，二十年前的耕地面积为一亿千万公顷（全国面积的百分之十一点五），后来由於工业用地、治水工程等，而致三千三百万公顷的净减，结果耕地已减为一亿公顷，等於全国面积的百分之十强（『经济管理』一九八○年第七期）了。
夸夸其谈
由於向来尽是「由於改造自然而创造了良田」的报道，所以我万万没想到耕地实际在减少。举一个例子来说，我曾读过这样一本书，而形成了一个印象：「我国的现有耕地，大约有一亿公顷，但今后可望在长期开垦后， 大为二亿公顷以上，但这样也只不过●人占全国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而已。因此，耕地不足的问题，根本不可能发生」（王放勋『马尔萨斯人口论和新马尔萨斯主义批判』九十一页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）。这本书的出版虽然是在一九七八年，但恐怕还是四人 ●土夸）台前所准备的，所依 的是当时的论调。不幸，如今一般都认为耕地之有 大可能性的，仅能做到增加现有耕地的约百分之三十而已。而且，今后工业化仍将持续下去。在这样一个情况下，如果继续以过去同样的速度「非耕地化」，则预料中国大陆的耕地不会增加，或者即增加，其幅度也极小。
耕地减少
一方面，人口的成长如何？统计，一九四九年的人口为五亿五千万人（每人平均耕地面积十八公亩），一九五七年六亿五千万人（每人十七公亩），一九六七年七亿六千万人（每人十三点五公亩），一九七九年九亿七千万人（每人十点三公亩）。人口著著实实的增加，每人平均耕地面积却著著实实的减少。按，中共●人占 大陆前夕的一九四七年，人口为四亿五千万人，每人平均耕地面积为二十公亩（『人口研究』一九八○年第二期，杨学通论文）。换言之，大致说来，人口 中共●人占 大陆前后的五亿大关。因此，耕地等於由每人二十公亩，减半为十公亩。
每人平均耕地面积「十公亩」这个数字，究竟意味著什么？人口十亿之中，农村人口应视为●人占八成，即八亿人，其中以四成即三亿二千万人为农民计算，则农民每人平均耕地面积只不过三十公亩而已。假定夫妻两个人 事农业，则每户的平均耕地也不过六十公亩罢了。总之，中国大陆的农户，每户的耕地面积，包括了旱田、菜圃地区等在内，全面平均起来，也不过是「六公亩农家」。中国农民自古以来，依靠「精耕细作」而一直追求土地生产性的提高，然而每户耕地减少至此一地步，即使做到了「精耕细作」，能不能保证吃得饱，实在大有疑问。
如将一九四八、四九年中共取得政权以后的人口增加，大致加以分析，在一九五○年代，每年平均增加二千万人（计二亿人），六○年代则每年平均增加二千五百万人（计二亿五千万人），七○年代每年平均增加二千万人（计二亿人），换言之，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三○年间的出生的人口，则有六亿五千万人，而他们当然也就是三十岁以下的人口（实际上，未满三十岁的人口，●人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三，约为六亿人）。
人口不断膨张
设若现在的人口为约十亿，且其自然增加率为百分之一，则一年就增加一千万人。那么只要算一下，便可明白，在直到本世纪末为止的二十年间，至少会增加二亿人，想把西历二○○○年的人口抑低至十二亿人以下，这是中国政府的莫大愿望，但成功与否，却是个未知数。为了这个缘故，中国政府几乎强制性的实施「一对夫妻一个孩子」政策。如果是一对夫妻一个孩子，则是相当强硬的节育政策，人口该会减少。但就中国大陆来说，因有一如上述的构成上大半为年轻人口之关系，所以即使如此施行严格的统制，今后二十年到三十年期间，人口势必不断的膨张。
事态的确严重。然而，到底为什么变成如此？ 中国共产党对於饥饿的大众，答应让他们吃得饱，而取得了权力，事实上其诺言也勉勉强强实行了：这也就是意味著强制性的粮食配给机构之确立，也无疑是人口增加之一因。
再者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第三世界都产生了人口爆炸的现象，而中国大陆也拥有著发展中国家的因素──这点也是肯定的。除了这些客观条件之外，人口抑制政策迄今未能顺利推展（亦即人口抑制政策归於失败），然即其主观条件如何？ 中国大陆人口学家田雪原举出如下三点，即：1人口问题为资本主义社会特有之产物，在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就不存在──这个理论（独断之说）。2在马尔萨斯的人口抑制论批判之中，形成了不是「人口论」而是「人手论」（人口增加愈多则劳力增加、生产增加、经济发展快速之想法。对於此一人手论，毛泽东似亦无法避免责任，不过此一论文的作者，指出康生为元凶）。3苏俄因其背景原本劳力不足，而没有人口抑制论的传统──这是苏俄式的人口观，被当做「社会主义的人口法则」，而机械性的引进中国大陆──以上共三点是也（『人民日报』一九八○年三月十一日）。
失业者
尤其可惜的是，虽然在一九五○年代、曾陈达、吴景超等社会学家，以及经济学家马寅初（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）等，提唱过人口抑制，但他们的主张，不仅不被反映於政策，反而被批判为「右派分子」。社会学的名誉回复，苏俄是在史达林批判以后的事，但在中国大陆，情形也极相似；马寅初的名誉回复，是在其批判以来二十年之后的一九七九年夏天。
人口增加所给予中国大陆的「负」的影响极大。关於这一点，下面 就业或失业问题方面，来加以观察。中共取得政权后出生的小朋友们，自一九六○年代后半（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期符合）起，每年平均有大约二千万人成长为劳力人口。一方面，如以「劳工人数」来说明就业情形，则 一九五七年底的二千四百五十万人到一九七九年底的九千六百万人，即二十二年间增加了七千百五十万人，仅止於每年平均约增加三百万人而已。换句话说，每年大约有一千七百万人，不是被农业吸收而成为过剩就业，便只好成为失业者了。
所谓「增产不增收」的现象（即指其虽能做到了增产，但不因之而增收之意），一般往往归因於现代化投资物资之价昂，笔者虽无加以否定，但却认为农业的过剩就业，当为其元凶。
田园将芜
下面看看管子所说的「十年之计」。近十年来，不，二十年来，许多访问中国大陆的人，都谈过中国大陆的植林事业之浩大，也谈到了都市里绿油油的林荫路。中国大陆的报纸、杂志，当然多年来无不一直报道绿化的成果。「绿色中国」这个形象，恐怕就是如此「形成」的。
但是，其实「绿色」──「森林」，才是中国大陆所最缺乏的东西之一。森林面积，共一亿二千万公顷，仅中国大陆面积的百分之十二点七而已。按，全世界平均的森林被覆率为百分之二十二，日本则达百分之六十以上。
就行政区域来说的「北京市」，为东京的约八倍，比岩手县的面积面积稍小，但「北京市」的大约三分之二为丘陵。而这个丘陵地带的森林被覆率，却低至仅百分之七点五（『人民日报』一九八○年九月二十五日，范济洲教授），那万里长城的照片上为大家所熟悉的地域，也就是中国大陆「绿色」最少的地域之一。
可 长江水
下面介绍一个插曲，那是一九七八年夏天里的事。土壤学家席承藩，自庐山坐船下长江──我则在一九七九年秋天， 武汉到上海以三天时间下江。在这期间，贵宾用或高级干部用的餐厅，始终只有我一个人。充作一般人民用的一间餐厅之拥挤混乱，可谓凄惨之至──。和席承藩同行的，是八十二岁的古生物学家杨锺健等人。长江的水，一片污浊，几乎不下於黄河的浊流。杨锺健吃惊的问席承藩：「土壤学家，这是怎么一回事 ？」「这到不难，只要改变粮食一面到的错误政策，与农林牧业连成一气，则必然山也青、河也清了。」席承藩回答说。席承藩指出森林破坏的原因，有如下三点（『人民日报』一九七九年九月四日）：1由於实施了偏重粮食政策，林业、畜牧业、不受重视；2由於火田农业，以及为了取得供肥料用之树下杂草，而致使红土层露出；3盲目的开垦。其中2与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有关，13则为对於随著人口增加所引起的耕地不足，采取因应措施的结果。
担心长江将变成「第二黄河」的席承藩论文，刊登於『人民日报』后第三天，『光明日报』（一九七九年九月七日）的上述郭庆云论文，也下个结论说：「第二黄河论」并非杞忧。郭庆云指出、由於粮食一面到政策，湖沼被排水开垦，草原被耕地化，山林也被开垦。於是，生态学上受破坏，河川乾涸，草原变成沙漠，青山化成秃山，土砂大量流出。
各位或许都知道，黄河每年有十六亿公吨的泥沙流入。这主要是在中流的黄土高原发生，浸蚀最严重的是 西省西北部的丘陵地带，每年平均浸蚀地表达一公分至二公分。虽然三十年来，投下了大量的劳力、物资，然而黄河的泥沙含有量并没有减少（上述杨、席之论文）。
●4749伐殆尽
由於第二黄河论，引起甚大的反应，中国林学会就在一九七九年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上旬，组成了专家二十多人的调查团，进行四川省内的长江上流各水系的调查。
这个调查团，调查了中国大陆第二个大林区（第一为东北林区）的西南林区，特别亲访了以往一般认为森林较多的四川省之三自治州（甘孜、阿、凉山）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这三个自治州的森林被覆率，分别仅有百分之九点四、百分之十三点一、百分之十六点四；换句话说，几乎和全国平均的百分之十二点七、整个四川省的平均百分之十三点三同样的低，中国森林法（一九七九年二月公布），将山区的森林被覆率，订定为百分之四十以上，但实际的被覆率还达不到规定的一半，足见树木被告●4749伐过多。
阿地区是四川省的主要木材生产中心。过去二十八年来，曾生产原木四千万立方公尺，消费了森林资源二亿立方公尺。森林被覆率，因之自百分之二十八点二，减低至百分之十三点一，如照目前的伐采速度推算，再过三十年，该自治州的森林将全部伐光。
由於森林资源的急激减少，古来有「天府之国」之称的四川盆地（即蜀国），以及长江下游的谷仓地带，已变成暴露於自然灾害的危险之中。这也就是说，在降雨期，河川的水量即增为以前的两三倍，乾燥期则显著减少。长江支流之一的岷江，以都江堰（原型在战国时代、汉代形成）竹名，在乾涸期的水量，逐年显著减少，泥沙量在过去二十年来，大约增加了百分之四十（『人民日报』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林学有关人士报告）。
绿地变沙漠
也有些专家，则强调在南方山区的水土流出之严重性（『人民日报』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三日刘厚培论文）。例如湖南省桃源县的某一人民公社的情况，由於被强制性●5261谷，与作不合理的开垦，不到十年，用材林的面积即减为三分之一，木材蓄积量减为四分之一。桐油生产也一落千丈，只达到以往的百分之十，茶油则减为以往的百分之二十五。还有一个例子：根 四川、江西省等山丘区的调查，由於开垦了坡度二十一度至二十五度的丘陵地，致使每公顷平均的土壤流出，年达三百六十七立方公尺，水分流出更达六千八百三十一立方公尺之多。在不少地方，连坡度四十度至五十度的山也开垦，致使原来有一尺以上的土层，也都流出来，弄得在开垦四、五年后，连甘薯都不能栽培了。
绿地的减少──其极是沙漠化。一九六○年代以来，由於开垦、乱伐、过度的放牧，致使沙漠化的面积，每年达到一百三十三万公顷以上。尤其鄂尔多斯高原地区，每年沙漠化达六十六万公顷。「假如这个速度持续下去，在今后五十年以内，荷布 沙漠与穆斯沙漠，势必连结起来，最后整个鄂尔多斯高原都被沙漠吞下去。」
「更严重的是，沙漠 内蒙古高原，越过大兴安岭，而侵入东北平原的西辽河流域。……既然已越过兴安岭，谁能保证不越过万里长城而侵入华北平原 ？（『人民日报』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六日张天曾论文）。
中国的沙漠面积，为一亿一千万公顷，已●1677全国面积的百分之十一点五（『人民日报』一九八○年七月八日何康论文）。亦即沙漠比耕地面积大百分之十左右。
伐林为薪
再谈到森林，去年七月，三十三名森林工作有关人员，发出了「拯救森林！」的紧急呼吁。根 这项呼吁，这次已完成调查的湖南、浙江、福建、河北、青海、辽宁等六省的森林面积，与五年前第一次调查相比，整整减少了百分之十点七，第二次调查已结束，但 东、 西、江西、贵州、云南、四川、安徽、江苏、山东、山西、甘肃等十一省，迄未完成报告，不过这十一省的森林面积，也已知都或多或少的减少，无一例外（『人民日报』一九八○年七月十日）。
森林为何被伐采？ 大家都知道，木材主要的用途是：煤 的坑木、铁路的枕木、住宅与家具、制纸等。不过，必须特别注意的是，农村的能源不足问题。农民为了三餐，每户每天平均烧十公斤的薪柴（或生物能源），亦即每户年达三点六公吨，以农户共一亿七千万户计，全年需要六亿公吨的薪柴。农民主要烧的是稻草麦秆等（包括家畜粪），全年约达三亿公吨，能源不足部分，除了东北、华北、等产煤地区烧煤之外，唯有●4749伐山林的树（『人民日报』一九八○年二月二十八日杨志 论文）。
显然，由此产生两个问题，一是由於将稻草麦秆等还元於耕地不充分，致使有机质不足，极为显著，因之逐渐失去地力；一是本文的主题──森林的乱伐，以戏剧化的口吻来说，农民在白天里参加政府所发动的植树运动，到了夜里，活命要紧，恐怕只好把树●4749下来（或拔起来）烧饭罢？ 无法提供农民代用能源，而只禁止森林伐采，这是●●●不到的了 卖油如卖血
因此，我认为中国大陆的石油煤炭，应该首先供应农村，至於中国大陆是否具有这些能源的输出能力，实在大有疑问。再说，放置农村之疲惫不顾而输出原油，则令人酷似卖血度日的最下层劳工的形象之感。
虽说自然并非遵 了管子「植树」之说，然而，「绿化祖国！」即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主张。 管如此，真相一如上述；森林稀少所象徵著的中国大陆之自然破坏，未必是解放后的新的问题。我们甚至可以说，三千年的中国文明，也就是自然破坏的历史，而由於解放后的人口爆炸，更是加速了自然破坏。
青年彷徨
第三，所谓「百年大计」又如何？ 有关「吃东西的人」的问题已谈过，下面要检讨「生产东西的人」，以及培养这些人的教育的问题。
香港的杂志报道，关於最近大陆的社会情况，往往听到的是：「干部特权化、工人奖金化、农民自由化、知识分子贫困化」。所谓「复出」干部，都目中无人的公开行使其特权，工人们只管追求奖金，农民为自留地经营而●3153命工作，满脑子所打算的是自由市场的现金收入。
然而，知识分子（或一般公务员）在物价上升超过百分之十的情况下，薪水却是固定而有限，颇有徒唤奈何之叹。
老经济学家千家驹视察了教育情况，对於几个事实，极感惊讶（『人民日报』一九八○年三月十五日）。第一个事实是：教育（更普遍的文教科学技术人员）的月薪，比工人或店员平均少十五至二十元（人民币）之多。教员没有奖金、加班费，在其他福利方面也较为逊色，尤其中、小学教师的待遇最差。
某人民公社书记对一个小学教员这样说：「好好干，畜早会提拔当店员的。」教员的社会、经济地位，还比不上普通工人、店员。这位老经济学家唯有摇头叹息，到了最近几年，在知识分子活用政策下，使大量的教师、科学研究人员都升了等级，但 说薪水还是和以前一样，未曾调整过。这是由於大陆的薪给体系带有雇员薪给色彩，也有关系，然而，不管怎样，不少人好不容易爬到了副教授的位子，但他的月薪还和做讲师甚至做助教时完全一样。加之，住居等福利条件、劳动条件也不好。
教育贫困
第二个事实是教育预算太少。就国家预算中教育经费所●1677比率言，在全世界一百四十个国家中，人民中国的顺位是， 下面算起的第十名。预算为何如此之少？ 说，因为将教育预算视作「软指标」而打折扣所致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工厂减产，事情会闹大，但是，即使教育的「质」转趋低落，效果并非立即显露，所以容易打折扣──这便是「教育软指标论」。
在工农业总生产额中，教育经费所●1677的比率，在一九五○至一九六五年为百分之一点四，但在一九六六至七六年，减为百分之一点一。一九七七至七八年，虽已露回升之势，却仍停留在百分之一点一二程度。在这数十年期间，学生人数早已增为六倍以上，但中学用经费只增为二点六倍。小学生人数共增为二倍以上，但其经费仅增至百分之六十五。
此外千家驹并指出了文盲增加、校舍不足（中小学校校舍中有倒●2414危险者●1677全国的百分之十七。在西安市，没有窗子的教室●1677所有教室的百分之二十二），以及为了 补预算之不足而将中小学教室於夜间供作旅馆，或将操场供作停车场，致使学生们无法上体育课等事实。
千家驹提出此一问题后，有关教育问题的论文陆续登场，但都是显示教育之贫困的。例如李海（财政部科学研究所）等人，对於教育之落后，作如下的论述（『人民日报』一九八○年四月十九日）：
1国民教育：目前全部有文盲约一亿四千万人（人口的百分之十四至十五）、就国民小学教育言，虽然学龄儿童的九成，形式上进入国小就读，但读完至毕业的只●1677学龄儿童的六成；而真正能获得小学毕业程度的学力者，又只●1677其一半，亦即仅达学龄儿童之三成而已，换句话说，十人当中只有三个人得到小学毕业之学力，像这样文盲主要在年轻一代之间增加，此一事实令人震惊。
2高等教育：每一万人口只有大专肆业生十人，比已发展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为少；『光明日报』一论文（一九八○年四月二十日辛民论文）指出，此一比率，在全世界一百四十一个国家中，屈居第一百十三位，比印度的五十二人为少。
难入大学
3中等教育：中等工职等专业、技术学校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大量关闭。中学和大专学校失去平衡，技术人员和技能工人也失去平衡，因而防 了生产的发展。
4成人社会教育：对劳工所实施的「业余教育」（利用工作余暇的教育）、通讯教育的发展，过於缓慢。现在二十到三十岁的青年，由於文化大革命而不能在学校学习，所以需要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，然而，现状竟是如此。
分成四个阶段来分析现状后，这篇论文的几位笔者，都主张必须增加教育经费，例如要确定基本建设总投资中有关教育基本建设投资所●1677的比率、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●1677的比率等，而不予削减。
然而，一方面高喊增加教育经费之际，一方面欲加以缩减的动向，也依然持续著，有一读者投书『光明日报』，作如下陈诉（一九八○年三月二十六日方采的投书）：向来国家的教育预算，都限定支出项目而交付地方，地方无法移用。但由於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，如今包括教育经费的整个预算，已改为都委由省级去分配。这便是所谓省级的财政包●。结果某省便有了教育行政费削减一成、甚且拟将高等教育与国民教育的行政费削减二成之趋向。
投书者可能是教育行政有关人员之一，他揭露了实际情况说：「教育经费的移用问题，向来就经常发生。这是由於一部分的指导阶层，把教育视为“软性的任务”而加以轻视所致」。后来这件事如何处理，没有再听说过。
四人 以后，大学入学考试重新在各地举行。在一九七七至一九七九年的三年期间，共有九十五万五千人进大学，每年平均三十二万人入学。再看一九七九年，由於「高中毕业生中进大学者●1677百分之二点八，进大学者●1677考生中的比率为百分之六」（『光明日报』一九八○年五月十日），以每年平均三十二万的进大学者人数倒算，则高中毕业生为约一千一百万人，大学考生为约五百万人。这也就是说，高中毕业生的百分之九十七亦即一千万人以上，必须奔向「就业前线」。盖大学入学考试既如地狱一般，就业又何尝不像入地狱 ！
大学入学考试的弊害，现在只举出其一，这便是戴眼镜者的激增。刘雪初（教育部副部长）曾经这样说（『中国青年报』一九八○年四月五日）：「根 一九七九年十月的调查，在上海的普通中学六校中，视力减退的学生●1677百分之三十七点六，“重点中学”十校则达百分之四十六点七；“重点高中”六校的高一生，更是平均达百分之五十八点八，其中在一部分理科班，也有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的。在一九七八、一九七九年的大学入学考试，因视力不足而不及格的学生，达约百分之四十。有一次应邀参观某校运动会，高二班居然每一个学生都戴眼镜！」「除了这种近视之外，肝脏病、肺病、神经衰弱等，也在显著增加中」。刘雪初并指出其原因在於1 养不良；2照明不足（电力不足已慢性化，教室的采光条件也不佳）；3长时间学习等三点。
最后他呼吁说：「重点中学和高中的校长、党支部书记，无不期待各该校提高更高的升学率，否则家长和社会人士也不会点头。何况，即使想上体育课，也没有操场。因此，机关、工厂等，不得再将学校操场强●1677而搭盖建筑物，学校方面也不得以提供操场为交换条件，而取得教职员宿舍」。
信心危机
如上所说，只看看教育的周围，即会议窥察「树人」之困难；但是更困难的，恐怕是「信心的危机」这个问题。
愈信创伤愈大
「一部分人认定马列主义已经不行而不愿意去学习。在学校里，政治理论课并不受欢迎。在机关、工厂里的政治理论学习，变成打发时间。一部分人对马列主义的信心动摇，不相信心它，不学习它。这就是所谓“信心的危机”」（上海『文汇报』一九八○年一月十三日郭罗基论文）。
这个问题，也叫做「二不信」、「三不信」等，前者乃指：1大众对马克思主义主义的不信；2干部对民众的不信，也就是以思想体系为媒介的相互不信（香港『争鸣』一九八○年二月号）。后者系指：1对马克思主义（包含毛泽东思想）不信；2对党员干部不信（对特权横行的反抗）；3对现代化的成功可能性不信，共为三不信。一言以蔽之，乃是民众尤其青年对政治之不信。
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，以往所信仰的思想体系，被视作修正主义而被定罪。经过十年后，文化大革命一旦告终，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体系又被指为极左偏向而被判罪，等於过去的思想体系回复了名誉，●1769大转变持续两次, 也因此无怪乎愈是纯 相信其思想者, 所受创伤愈大。
一本描写了被解放军干部（当然是共产党员）夺去贞操，终於对结婚死了心的少女，干起了佛寺的文物解说员而继续活下去的中篇小说「飞天」（作者为刘克，『十月』志一九七九年三期），其题名本身即已象徵著「失落的世代」之苦恼。
中共本来将为著防范修正主义的「百年之计」，求之於文化大革命，但在一败涂地后的今天，却又想在文化大革命的残骸上，树立为著促进现代化的「百年之计」，而又无能为力──我想，这便是事实真相。
三十年成果何在
由是观之，不论「谷──粮食」，或「木──农业环境」，或「人──后继者」，管子所说的「树谷、树木、树人」三十年的成果究竟是什么？──心里不禁有个很大的疑问。
粮食的增产，所增加的部分，几乎都人口的增加所「吃」光。生活水准，并没有提高。於是， 养并不充分的民众，都失去了劳动意愿──这样写下来，简直变成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世界。然而，既然双手所赚来的劳动生产物，追不上一张嘴巴的吸收能力，而由於贫困的恶性循环，使得生态系统的破坏日益加剧，──中共政权的此一形象，无论如何难以抹消。
由於篇幅的关系，对於政治、经济的问题，无法深入去研讨。不过，我个人倒认为已经到了大体上的透视。
经济体制
首先，就经济的体制来说，由於研究苏联经济、东欧经济的专家们一向指出的「滞销与排队」，所赋予特徵的矛盾，在中国大陆也同样具有而成为一个课题，然而，迄今仍无解决的一点儿影子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三次会议期间，王丙乾所提出的「财政报告」，曾经指出钢材的库存量，达到了二千万公吨（按：一九七九年钢材的全年生产量为二千三百万公吨）之谱。钢材对中国大陆来说，乃是最感需要的资材之一，目前实际上一部分还是 日本进口的。 管如此，现货滞销的数量，日益增加，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 ？
生产非为需要
主要原因之一是货品种类问题。根 『人民日报』一九八○年七月十八日）的报道，有关供应不足现象的是小型型钢、线材、薄钢管、钢管等产品；一方面，变成供应过剩的，有中厚板、高品质型材等。那么，应该停止过剩品种的生产，而转换为不足的增产……这是我们的常识。但在长物资缺乏的情况下，认为东西只要制造出来就卖得出去（「以产定销」）并深信不疑的中国型经济人，不容易转变为为著消费者、需要者的生产（「以销定产」）。於是以「在社会主义下的生产的目的是什么？」的题目，展开了长期的大规模的讨论。在研讨进行的时期，滞销的产品依然不断增加，供应不足的产品也迄未达到解决其缺乏状态。
流通的问题
一项原因是流通的问题。钢材的供应，原则上系分别对各建设单位按照计画供给的，但是，一些时常容易缺乏的货品，也就未必能保证得到供应。於是所谓「抢购物资」随之而起。各位如果想起日本数年前发生的「抢购卫生纸」事件，就容易了解个中道理。由於供不应求，而产生抢购现象，一方面却人为的制造了大量滞销之现象。本身暂不需要的资材，都被用作取得必需物资的交换材料（即「以物易物」），就这个意思来说，钢材正一种通货──中国大陆的经济学者这样写道（『经济研究』一九八○年六期，薛暮桥论文）。
谈到抢购物资，此道中之活跃者，便是有「材料的」之称的搜购资材者。「在济南市，全市共有“材料的”三千多人。由於各地有一万多个建设单位，每单位以平均三人至五人计算，则全部至少有三十至四十万人的“材料的”。同时，仅仅在各单位分别设置的保管仓库费，一年即达数亿元的浪费」（『人民日报』一九八○年二月十二日，金敏求论文）。
研究苏联经济的学者告诉我们，在苏联即有这种专门抢购物资者的存在。在中国大陆，则由「材料的」来达成同样机能的任务。既然经济体制在基本上相同，则对此种角色之必需性，自然也一样。至此我才能确认这个理所当然的事。
打马虎眼
关於钢材的流通，愿在此加一笔。有一天，『人民日报』（一九八○年七月二十九日）刊载了一则读者投书。投书者抗议说：「在全国钢材订货会议中，竟然做出将过剩货品和缺乏货品搭配销售……」。当然，这样的话，制造厂的滞销货品会减少，但是其减少的数量只不过是原本本转移到消费者的仓库里去罢了。诸如此类的打马虎眼做为，究竟普遍到什么程度？──我真想知道其真相。
为了解决中央集权经济的矛盾，中国开始著手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。这项改革使经济的调整工作更加混乱，这一点暂且不提；看到改革派的处方，就使人大感意外的是，改革派的主张，竟然只是把苏联、东欧以往十多年来所实行的议论，加以如法炮制一番这一点（例如：刘国光主编『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一九八○年）。然则，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的展望，也能由苏联、东欧的经验，类推到某种程度。由於改革这件事本身，并不容易，改革的成果，自然也不能期待有多大的表现？
最后，而且最大的问题，便是政治。目睹了四人 审判，使我想起了「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」这句中国的俗语。在审判中所公开的四人 的罪状，以及透过审判之进行而暴露出来的在中国大陆的司法真相，或者政治的真面目，令人有似乎与这句俗语的世界正好吻合之感。
如此政治
下面看看一九八○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，几个人民代表说了些什么：「当人民代表采取公开方式，去视察或参观时，由於下级单位都早就准备好了，等在那儿，所以发现问题很难。民众都异口同声的对代表说：“们都不会了解实际情形的”」（上海代表在会中的所发言。『人民日报』一九八○年九月九日。以下仅列出省名与刊载日期）。
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，应於召开大会的三个月以前，将会议有关资料分发各代表，裨使代表们能吸收选民的意见。
· 速纠正在一年之中已经过了几个月；方始讨论该年度预算之类情事。
·环境保护法、森林法等，虽已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布，但几乎未曾掌握到法的执行情形（上海、一九八○年度九月十日）。
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、只不过是追认中央的决定而已，并未成为最高权力机关。
·代表总数，像现在共有数千人，根本就无法到「讨论」（北京，一九八○年度九月十二日）。
·人民代表只要一年出席一次会议，发言两三句就得了──这样是不行的。一定要使代表的义务、职责明确化（河南，一九八○年九月十二日）。
·人民代表，应该做到真正代表人民，成为连结政府与民众的桥梁。然而，我们现在都没有做到所担任的这个角色任务，除了出席每年在北京召开一次的大会，以及省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之外，什么也没做（贵州，一九八○年九月十五日）。